《明史·土司传》载:“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木氏土司及其祖先自元、明至清初统治滇西北470年,曾是明代云南三大土知府之一,对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建筑、文化等方面有过主导性的影响和作用。本文仅就木氏土司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及其对纳西族的影响,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作一些粗浅的整理和论述。

一、木氏土司与藏传佛教

纳西族与藏族地缘交错、人民往来、文化相融,对藏传佛教,包括木氏土司在内的纳西族先民接触得比较早,

大约5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吐蕃统一后,在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的支持下,佛教在西藏得以发展,史称前弘期。从978年开始,称为后弘期。经过与本教的长期斗争、吸收及融合,使佛教西藏化,密宗盛行,并形成噶当、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在前弘期就有从西藏至大理传播佛教的僧人,如赞陀屈哆(见光绪《鹤庆州志》)。《南诏图传》文字卷就明确记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无异。”但藏传佛教进入滇西北并形成较大影响是在1147年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年—1193年)到康区传教后,他在乌类齐地区建立噶玛丹萨寺。该寺是噶举派的主寺之一,与拉萨的粗卜寺齐名,其建筑风格兼具藏、汉、纳西等民族的特点。元明以来,噶举派和中央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1253年,忽必烈南下征伐大理时会见过该教派首领噶玛拔希(1204年—1283年)。1256年,蒙古大汗蒙哥会见了他并赐一顶金边黑帽及一颗金印。他的继承者攘迥多吉(1284年—1339年)也与元文宗、宁宗关系密切,他的继承人乳必多吉(1340年—1383年)曾为元顺帝父子传授密教。明初,黑帽系的活佛得银协巴(1383年—1415年)曾应召到南京为明成祖朱棣做佛事,于1047年被封为“万行倶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这是藏传佛教徒视为最尊贵的封号。这个封号在明代成了黑帽系历代转世活佛专有的一个封号,一直延续到明未。噶举派的另一系为红帽系,其在康区也很有影响。

木氏土司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与噶玛噶举派相似,它发迹于元,盛于明,衰于清。在明代,木氏土司与藏传佛教的几个教派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合作和相互支持,其中又以噶举派较为密切。

明成化九年(1437年),土司木钦曾厚赠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七世活佛曲扎嘉措。木泰继任知府后,写信邀请他到丽江,但未能成行。木定任知府时,八世活佛弥觉多杰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应邀到丽江访问,与木氏土司长谈。据说他来丽之前,恰巧也接到明王朝的邀请,且派官员携带皇上赐给活佛的珍珠法幢、黄金佛等贵重礼品,但弥觉多杰借故推辞。来使见迎请不成,欲以武力胁迫活佛入京,但活佛在木氏土司的“一万余兵”的保护下秘密到了丽江。对此次会晤的情景,藏文《历辈噶玛巴法王传记总略如意宝树史》有详细记载。会见中,弥觉多杰活佛及其随从高僧对木氏土司的承诺极为重视,因为当时木氏土司是部分康区的管辖者,左右着该地区的形势,同时也是该地区佛寺经济上的重要支柱,依靠木氏土司可能得到更多实惠,加之活佛年幼,尚未出痘,为安全计,也不宜长久跋涉,因而选择了不去京城而来丽江的道路,而木氏土司要在藏区发展也必须借助“大宝法王”的威望。这次会见也为黑帽系活佛建立起与木氏土司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其后的黑帽系九世活佛亦与木氏土司多有联系。这一时期,在西藏,格鲁派与噶举派正在争夺权势。到黑帽系十世活佛却英多吉(1604年—1674年)时,值明末清初,从蒙古迁往青海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与西藏黄教首领合作,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部与黄教的联合统治,虽然以教为主,但实权则掌握在和硕特汗王手中。凭借军事力量,最后以黄教及其支持者顾实汗的胜利而告终,黑帽系十世活佛教却英多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他的活动。一次,顾实汗和黄教的军队把他包围在一座庙中,等于是当了人质,但却英多吉居然跑了出来,最后逃到木氏土司家中并得到了木氏土司的保护。后来,他又想去青海,在途中遇盗,被洗劫一空,最后被人找到又转回木氏土司家,足见其关系不同寻常。

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中的红帽系联系也很紧密。红帽系是从黑帽系中派生出来的,它的一世活佛扎巴僧格是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吉的弟子,曾得到元朝帝室成员赐给一顶红色僧帽而得名,其主寺在拉萨西北的羊八井。该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1584年—1635年)应木氏土司木增的邀请于明万历末至天启初年到丽江主持编纂、校订、刊刻大藏经《甘珠尔》。木增捐资刊刻的《甘珠尔》,以德格版为例,共108函,经版33784块,这部佛经由噶玛噶举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应永乐皇帝之邀,于1410年首次在南京刊刻,而在藏区刊印,丽江版是首次,现拉萨大昭寺还珍藏着木增奉献给该寺的《甘珠尔》朱印版。丽江版《甘珠尔》刊刻完成于天启三年(1623年),历时10年,在雕刻33784块经版过程中,刻写者、校对者、印刷者付出的劳动量之大可以想见,木增为此支付的资金之多,亦可推想。这部规模宏大的经典的刊刻,是木增对弘扬藏传佛教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藏族和纳西族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据说噶玛巴九世即黑帽系大宝法王(1556年—1604年)在康区及滇西北兴建寺院,较著名的有中甸甲夏寺、达珑巴的承恩寺等29座,德钦的德钦寺、云仙寺等十几座,维西有被统称“绛十三林”的寿囯寺、兰经寺、达摩寺等。“绛十三林”(即“丽江十三大寺”)的建设,木氏土司为重要施主。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黑帽系十世活佛(大宝法王)认定“曹杰活佛六世”在中甸诞生并访得灵童,名叫农布桑波。这一年,大宝法王主持修建中甸境内的仁安寺,并在该寺为木氏土司木懿的小儿子剃度,取名为弥旁丹白尼玛,并为曹杰六世授居土戒、取法号等。《木氏序系排行表》列有木尧、木兴两代有3人出家。这说明,清初,木氏土司家庭正式有了出家为僧的子弟。

雍正元年丽江“改土归流”之后,木氏土司家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时丽江坝子也先后建立了噶玛噶举派的文峰寺、普济寺、指云寺和玉峰寺,连木氏土司于明万历年间建的解脱林亦改为喇嘛寺。藏传佛教在清初涌入丽江腹地,部分木氏家族成员及纳西族也崇信藏传佛教,丽江成了噶玛噶举派存留的重要基地。

由于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较深,因而在明未清初滇西北藏区的宗教派系斗争中一度支持白教,但噶举派的衰落与格鲁派的兴盛,与整个中国的政治大气侯有关,而非僻处一隅的木氏土司所能左右。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在尖锐复杂的政治、军事、宗教斗争中,木氏土司釆取较为灵活的态度,与藏传佛教各派保持了较为广泛持久的联系,为其在藏区的拓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十五世东宝活佛事略

十五世东宝活佛(1860年—1925年),指云寺活佛,又称宣慰大法师、堪布活佛和木大喇嘛,是清未民初著名尚僧、出色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

十五世东宝活佛是丽江木氏世袭土知府家族后裔,土通判木曙东之长子,本应为土通判一职继承人。1867年,西藏大宝法王认定其为十四世东宝活佛的转世灵童,经多方劝说,木氏才将其送入指云寺当十五世东宝活佛。坐床后,特请精通藏传佛教经典的名师和丽江有名的老师驻寺教读藏文和汉文。他聪明好学,苦读10年即成为汉藏兼通的能手,曾多次准备赴藏受戒,因路途阻隔未能成行。遂破例先进文峰寺坐经堂,面壁3年3月3日3时,研读佛经和秘法,取得“都巴”学位,成为身份较高的喇嘛。1882年进藏,途经德钦县城,下榻吉土司家,时当地僧民隔阂,大有动干戈之势,活佛应吉土司之请出面调解,并施展秘法,僧民信服膜拜,化解了械斗。

经长途跋涉到达拉萨以北噶玛噶举派主寺粗卜寺后,晋拜大宝法王(噶玛巴)。法王对他作经典考核,东宝活佛用藏语对答,继而在闲谈中用藏汉话来考察东宝其人,发现他通经典,还有相当的汉文水平,并懂得不少的社会常识,实为教门佼佼者,于是亲自为他受戒,并将他留在粗卜寺继续学习。期间,曾代表法王外出跟汉官打交道办事,均获满意结果,更受法王的器重。1885年,西康德格八蚌寺司徒活佛(即四宝法王)圆寂,大宝法王派东宝活佛前去代理四宝法王职务。八蚌寺是噶玛噶举红帽系的主寺,也是噶玛噶举派的第二圣地,该派滇康喇嘛多在此受戒,教权仅次于大宝法王。该寺有数以千计的喇嘛,每逢宗教活动时集中在寺念经,特别是逢藏历年节期,定要回来念经,否则开除,平时则可赶马或经商等。东宝活佛到八蚌寺时,正值藏历年节喇嘛归寺之时,僧众对东宝活佛能否掌握好诵经法事有怀疑。开始之日,东宝活佛登上四宝法座,首先宣读大宝法王之委托书,在各活佛和喇嘛们依次入座礼拜就位后,东宝活佛用流利的藏语向全体喇嘛祝福,并以高亢而有节奏的声调诵完第一部经,获得全体信服,说“纳西活佛很行”。同时,按教规严肃处理了不按时归寺的较有地位的喇嘛,于是人人守规不敢有差错。东宝活佛治寺有方,威望曰益提高。后因前往巴塘一带劝导停止社会动乱有功,进号堪布。在其掌教的6年中,各活佛要求在四宝法王转世灵童未到寺前,请他住锡八蛘寺,但他因为丽江寺届和众多喇嘛着想而辞行。

1890年,东宝活佛回到丽江,主持文峰寺坐经台讲经工作,培养了不少有才学的喇嘛,受到僧俗的称颂。民国初年,省内各地有一股欲消佛教、倾覆名山的风浪。东宝活佛不辞辛苦奔走呼吁,向省督陈述,得到省府支持,才有保护名山寺庙之令,“佛教乃转危为安”。于是建立佛学研究会,又晋省赞助佛教会,荣任中华佛教总会云南支会副会长。回丽江后,成立丽、永、中、维佛教四分部并任会长。东宝活佛思想开化,有远见卓识,辛亥革命后,他认识到剩嘛不仅要懂藏文经书,还应该掌握汉文和其他知识与技能,就于1912年向省府学政司打报告,请求开办喇嘛寺小学。得到批准后,他鼓励各寺办汉文小学,叫年轻喇嘛上午学藏文经书、下午学汉文,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丽江各喇嘛寺均有一二名汉文老师。东宝活佛还在指云寺创办了“蚕桑传习所”,吸收县内七大寺选送的32个喇嘛学生,边学边种桑养蚕,因坝区气候关系虽只办了一期,但其顺应时势的思路是对的。

1912年,西藏一些上层人物在英帝唆使下滥杀亲汉分子,并令军民大举进攻西康各县,川滇边境受到严重威胁。云南省督府组织西征军,由省参谋长殷承献任司令,进军西藏平叛。殷率军到丽江后,得知东宝活佛在藏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多方邀请东宝活佛随军宣慰,并委任为随军宣慰使,取道德钦入藏,凡擦瓦龙一带、夹笼、毕土、党衣、觉满、闷空等各地及周围数千里,所到地方得东宝活佛宣慰,闻风归顺,粉碎了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省督府授以“热忱爱国”匾额,中央则奖以五等勋章,以彰筹略。

1925年,东宝活佛在蒲团上念经时圆寂。东宝活佛圆寂时留下遗言:“我还是要在附近诞生,方向在南面(因他生在木老爷家,故指南面),但为时还早,等10年以后去找,即可找到灵童”。

根据十五世东宝活佛的遗嘱,丽江维西十三大寺喇嘛选举了寻访灵童的人员。1936年,灵童4岁时,巨甸兴化寺都噶活佛、普济寺圣露活佛主持寻访事宜,派丽江五大寺的高僧到西藏粗卜寺,向大宝法王噶玛巴十五世处求卜灵童转世情况。据传求得:十六世东宝活佛转世在石牌坊南侧三坊一照壁家,门前有一条小溪,家中有一裸很大很香的白花树,降生在天井中,不在屋内出生……后又派人至四川德格八蚌寺四宝法王司徒活佛处报告寻访灵童情况,也得四宝法王的认定。1937年春,7岁的十六世东宝活佛被迎请到指云寺,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成为正式的十六世东宝活佛、丽维十三大寺总管。

三、藏传佛教对纳西族的影响

藏传佛教传入纳西族地区以后,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习俗等方面产生了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藏传佛教与纳西族的封建领主即木氏土司的关系是密切的,藏传佛教依附于木氏土司的势力,而木氏土司又竭力扶持藏传佛教,形成了政权支持神权、神权维护政权的情况,类似于藏区的“政教合一”统治,但在纳西族地区尚未真正形成“政教合一”制度。丽江纳西族地区的藏传佛教都是在木氏土司的统治下活动的,神权没有凌驾于土司的政权之上,也不干预土司的统治行为,呈现出政教相对分立的态势,纳西族对藏传佛教基本上是单纯的宗教信仰。宗教事业也相对较为单纯,主要是在政权之下进行弘法、传播佛教而已。

藏传佛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影响极为深刻,一些民俗风情具有浓郁的藏传佛教色彩:凡人病故要请僧侣念经做佛事,凡人患病也要请僧侣占卜问卦,并根据卜卦结果举行驱邪攘灾的佛事活动,生育要念消灾经,也请僧侣为新生婴儿取名者。可以说,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生死等人们的曰常生活行为中,都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藏传佛教对纳西族的原始宗教东巴教的影响是很突出的,并在相当的程度上融合了东巴教,促进东巴教逐步向人文宗教发展、进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东巴教吸收了藏传佛教的许多神祗,如观音菩萨、大黑天神等,一些东巴教的神灵也冠上藏传佛教诸神的名称,并赋予相应的功能;二是东巴教借用藏传佛教的某些法衣法器,如东巴在做法事时,头戴五佛冠,身穿长袍,摇铜铃,并供养镇邪塔等,这类法衣法器都是仿造藏传佛教的,目的是借此提高东巴教的地位;三是东巴教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某些经咒,如祈福经、求寿经、驱邪经、火塘经等,有东巴教藏传佛教化的倾向。此外,由于东巴教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渐次摒弃了杀牲血祭的仪式,避免了大量宰杀牲畜的行为。

藏传佛教对纳西族的文化艺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流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诗歌等民间文学吸收了藏传佛教的内容,使纳西族的民间文学与藏传佛教文学融合在一起,更具吸引力。许多神话故事都宣扬了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等宗教内容,也有故事反映了在东巴教与藏传佛教和道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冲突和协调共存的历史。藏传佛教对纳西族文化艺术的影响还表现在寺庙、经堂的壁画艺术方面,纳西族的壁画许多都是藏传佛教内容,画的多是佛、菩萨和罗汉,而艺术风格上也吸收了藏传佛教粗犷热烈、色彩对比强烈、线条流畅的绘画风格。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土司制已成为历史;作为民族官员,历任丽江知府的木氏土司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因为有木氏土司与藏传佛教的广泛接触、相互交往和支持,藏传佛教特别是噶玛噶举派才会在丽江得到发展,并对纳西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产生了纳西族自己的活佛和僧人,至今瓜蒂绵绵、存续不断,丰富了纳西族的文化内涵,提升了纳西族的文化层次,这与木氏土司开放广纳的精神分不开,也与纳西族先民的民族意识分不开。